创新的话题似乎已经老了，上至国家政策，下至企业文化，创新一夜之间成了一种时尚，成了一种衡量人才的标准。于是标新立异的面试题目，哗众取宠的管理经验贴上“创新”的商标在市场上也能够卖到一个好的价钱。但创新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如何去真正理解创新。

作为一个即将走进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我有话要说。

创新是一种思想，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创新是一种才能，创新是一种天分？创新难道是一种人或者一群人的专利？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创新，也许仅仅是一种个性，也许这会让无数人在经历的无数挣扎之后，懊恼的告诉自己：在创新上，我确实不如别人。我承认在思维上和“哪些人”有差距。不！创新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勇气，是一种人人都可为的气节，是中国人性格惰性的一剂良药。

一个好的营销创意，走进一家效益良好的公司，期望能够得到基本的重视和考虑。企划的主管草草的看完，经过粗略的询问和简单的计算，坦诚的告知：从现在的经营状况来看，不太需要这样的投入，否则阻力太大。他的确认真的计算了，但计算的不是成本与收益，而是困难和收益。收益是一个变量，一个再精明的投资家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因为人是无法完全克服情感的错觉的。但困难是一个矢量，作为主管，他完全可以预料。因此，整个计算不是一个经济的计算，而是一个政治的计算。在面对实施的阻力，他选择了安于现状，选择了懒惰的惯性，选择了常态。

一个好的引资项目，可以在一个半官方的组织中实施，可以兼顾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赢，在经济层面上是完成经得起论证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无数的体制问题需要解决，无数人的“饭碗”需要重新分配。作为一名“一把手”，在激情互动过后，冷静的表示遗憾：因为太难了。实施有风险，还不如安于现状。

困难，没有被逼入绝路，没有人会“跳墙而走”。有总比没有好，知足常乐。这是中国自古流传的文化，是一种可以被称为民族心理惯性的意识。我们没有习惯去主动打破一些东西，因为有太多的困难。我承认在中国要干好一件事情的确要付出一些看起来不应该有的代价，但我们就应该退却吗？我们就屈服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勇气，一种敢于去主动打破一切的勇气，一种破釜沉舟的气节——去创新！

客观的认识自己，我们不能轻易摆脱我们的民族文化。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写道：“各地文化精神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种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游牧、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此一、二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生活索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立安排，而若冥冥之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我们中国人在骨子里的这种“与世无争”和“和平”的心境不侵犯他人，也不能打破自己；不去战胜他人，也不愿战胜自己。这种民族心理似乎可以在心理的层面解释中国的很多历史事件的必然，因为所有的历史也都是人写的。“物极必反”，中国害怕这个，在物到极点的时候，不愿意再往前走一步。但恰恰走一步就是另一片天地，我们确常常无福消受。类似的心理再比如“穷寇莫追”，我们赢得的宽仁的品质却失去的进取的精神。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进取的精神，而是说我们面对困难没有积极主动进取的精神，而常常是被逼上了绝路才有这样的动力。正如我身边的众多“国家未来”。

鲁迅先生说过：工作容易被安逸的生活所累。有一份稳定而丰厚的收入，无数的优秀人才从此开始从事一生简单而单调的生活。就像是出家的和尚，安静从容的过完一生。他们没有忘记曾经的理想和誓言，只是他们在计算一种得失以后，不再希望改变什么。因为改变意味着他们将付出他们不能承受的一种代价，甚至于生活的保障，因此他们把理想寄托给下一代，从而有了下一代“悲惨的童年”。在经济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许给他们一种起码的安稳，改变就意味着什么都从头而来。失去的太多，很无奈。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新的东西的出现也许砸掉的不仅是一个改革创新者的饭碗，因为你砸掉的其他多数人的饭碗。政治体制的因素多得让人不想再说，也许用“……”来表达这种无奈反而更加确切和包容。

面对文化，经济，政治的种种阻挠，很多人放弃的打破的念头，表示理解，但决不原谅。身为中国人，也许我们不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改变这些因素的阻挠，但自身可以去不懈的追求。这种追求并不是什么完全不能克服的困难和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仅仅是你需要一种“赌徒”搏一把的精神。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圆滑的去化解的，哪怕失败了，但前进的一小步也是可喜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平平淡淡的去活。这又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业余登山者，很多人嘲笑他们是疯子，但他们值得尊重，你可以不赞成他们的行为，但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在用一种他们选择的方式在实现一种改革创新的勇气，他们愿意换一种“活法”，让生活不再平淡，有味起来。

我们常常感叹美国人的创新思维，他们的创新思维似乎可以覆盖整个民族，那这就不是一个思维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的问题。他们把不断的突破自己看作是一种乐趣，把自己各个方面的智能尽可能的大胆开发。在他们进取文化心理、完善的社保制度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民主环境下，也许创新不是一种外在的勇气。但从他们这个社会比我们更大的社会竞争压力的角度看，改变自我，创新进取是一种内在的战胜自我的勇气和精神。

即将走进这个社会，这个充满困难的社会，毋宁死，也决不平凡而活。

文章提到：自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经济学的“新古典革命”以来，经济学越来越具有数学的精确性；同时，它也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和形式化了。这使得经济学离开它的人文科学根基越来越远，也使经济学文字变得越来越像结构严谨却缺乏文采和激情的自然科学论文。由此，经济学获得了一个“沉闷科学”的称号。不符合这种要求的经济学文章，常常被认为“不入流”，因而称不上是经济学论文。

由此我认为：经济其实和政治是密切联系的，单纯的几个数学公式只能简单的描述复杂的规律，但不是规律本身。数学公式是不能开解经济现象中的政治因素以及孳生的历史问题和文化因素，当然还有类如民族心理、社会心理等诸多变量。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广播的发展问题的研究，从立足角度上分析在于三个部分：一是节目的制作，也就是如何把节目办好，怎样的节目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节目；二是在办好节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节目的价值，主要是围绕节目本身，对节目的影响力相关的链式产业进行开发，例如被人熟悉的广告；三是节目的营销，作为文化产品的广播节目同样应当考虑如何向受众推销。对于前两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的热点，并且在实务中，第一线的广播工作者也开始树立起“以市场为导向，开门办广播”的理念，如重庆新闻广播《身边说法》节目和重庆大学法学院合作办节目的新锐举措。同样，对于节目本身的开发，“链式经济”，“活动经济”的概念也在当下的学术界广为盛行。而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分析，学界尚未有人对此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或者说第一线的广播工作者在实践中早已建立起了一种节目宣传的认识，但对于这其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讨论和总结。因此，对于前两个问题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恐疑哗众取宠之嫌，仅对第三个问题做一点尝试性的探讨。

对于文化产品的营销，简单说来就是要让消费者有对你的产品产生消费的欲望。对于广播节目来说，要让听众来消费，乐意收听你的节目，首先是节目本身必须是一个好节目，其次在听众对节目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同时认为收听的行为能够满足他们的一种精神的需求。对与节目本身质量如何保证和提高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在这里仅对如何让听众走进广播的问题进行分析。

在实务中，广播工作者早已意识到节目本身的品牌效应，在其他主体利用广播这一媒体平台的同时，他们也在为节目本身积累影响力和品牌效应，不遗余力的对节目进行宣传，和听众进行互动沟通。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对于节目本身的知名度提升绝对是有益的。然而，现实的情况仍然不乐观，在笔者对身边人群的随机调查显示，仅仅有20%的人在生活中收听广播，而且在这些人中，仅有一半的人是“常常听广播”。当然，从这些人的职业分类进行分析，出租车司机，以及经常在机动交通工具中的工作者是广播收听的主要人群，其次是在家休息的老人，而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广播”这一概念，似乎已经离他们远去。在他们寻求的精神满足时，“收听广播”作为一个最末的选择。从他们的话语分析，提到广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听广播是好遥远的事情了”，同时，在这些人中，收音机似乎都成了一种时代的象征。

上述情况主要针对城市的人群，但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收听广播的思维概念已经在现代人群中模糊，人们甚至认为收听广播相对于看电视来说反而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因此，无论现在广播节目如何精彩，广播工作者如何敬业，人们走进广播节目的大门似乎已经被冰封了。对节目本身的宣传仅仅让人们知道有这样的广播节目存在，而失去的收听广播的意识决定了无论怎样宣传节目都没有显著的效果。这就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死角”。如果说对节目的宣传是毛，那么对收听广播的意识就是皮，“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在传播学理论上，受众从宏观上来看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上来看又体现为具有丰富社会多样性的个人。在现代社会，接触大众传媒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么，受众个人为什么要接触大众传媒？这种接触对他们来说究竟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效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使用与满足”这样一个受众对媒体的选择性接触的模式。首先，人们对于媒体的接触目的在于满足一种特定的精神需求，比如获取信息、知识，通过娱乐节目来放松心态等等；其次，实际的接触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媒体接触的可能性，即身边一定要有接受的硬件或实体，否则，人们就会转向其他代替性的满足手段。其二是媒体印象，即媒体能否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的评价。经过这两个环节，受众才开始对媒体进行接触，可以看出，这样的过程是一个选择性接触的过程。而在现代城市人群中，广播意识淡化，广播文化成为历史，人们从对广播的热爱，转向对广播的陌生。而正是这样的一种“陌生”在发展、积累和传承，以至于大多数的家庭已经没有了收音机，同时对广播的印象变得漠然，因此，在寻求精神满足的时候，对广播的选择成为了“非不得已不选”的尴尬境地。

现场感不如电视，深度不如报纸，时效性不如网络，广播是否真的“先天不足”，输在了起点。有一点使广播的地位至今无法撼动：只有广播才可以走到哪听到哪，覆盖面最广，接受成本最低，移动性最佳。从各个地方的交通电台的火暴情况可以看出，广播的依然有自己和其他媒体的比较优势。同时，广播的节目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特点同样是广播的优势所在。但眼下关键的问题是，在电视等强势媒体“一手遮天”的大环境下，人们宁愿看无聊透顶的电视剧，也没有意愿去选择在意识中“逝去”的广播，因为他们根本现在就不了解广播，不了解现代广播，在头脑中没有一个“收听广播可以满足心灵的意识”，除非是一个偶然是时候听到了，感觉还可以，逐渐成为广播的忠实收听者。但更为失望的是，这样的“偶遇者”也不能成为媒体选择中的“意见领袖”去引导更多的人群加入。如在公共场合我们可以听见人们对好的电视作品和电影的评价，但几乎就没有人在对广播节目进行评价。

现代广播有好的节目，同时也开始注重节目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开门办广播”的理念。虽然有了这些最为基本和核心的发展优势。但不能单纯地“以真诚期待被认同”，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从意识和观念上对受众展开积极的引导和纠正。

在任何一个外语专业的学院或外语专业大学，收音机几乎是人手一台。因为老师告诉学生，英语的学习要多听，要让声音形成环境。因而，广播是最为方便的，可以在晨跑的时候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听，也可以在睡觉前收听，而且不会影响他人。这些就是广播的特点，它可以很方便的随时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其实从本质上看，电视台的英语频道没有学习的效果吗？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因为没有人真的是刻意的在移动的时候听广播。但基于老师的引导，把广播的优势让大家知道了，树立起了收听广播的意识，因此才会有如此高的广播收听率。

同样，对于所有的受众，同样应该让他们知道广播的优势，要重新让他们认识广播，教会他们科学的收听广播，重拾起旧时的广播情结。

如何对广播媒体本身进行宣传，对受众进行引导，给他们一个推动力，让他们走近广播？笔者认为可以从几个大的方面入手。

第一，重新营造一种广播文化。广播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工具，是文化的一种传播载体，但其本身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对广播本身，借助其他传播途径进行文化包装，让人们一提到广播就联想到一种感性的形象和理念或是一种浪漫的情节或故事，构建一种特有的广播魅力；

第二，对广播的特点和收听的比较优势进行宣传和广告，可以通过一些户外的咨询宣传活动，社区、高校的演讲，知识问答，平面媒体上对广播收听益处的科学研究成果，特点鲜明的广告标语等各种方式，对广播本身，而不是单纯得就具体的某一个广播节目进行宣传，并教会受众如何选择合适的时间收听广播，让他们重新了解广播；

第三，加强和社会力量联合办广播的力度，让广播的参与性特点更加明了；

第四，和收音机制造厂商合作，通过各种活动提高收音机的家庭普及率，为广播的发展开辟道路；

第五，学习国外优秀广播电台的先进经验。

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在实践操作中，一线的广播工作者有丰富的宣传策划经验。因此，笔者也不敢再班门弄斧，就此打住。希望广播节目占据其应有的市场，重新树立起其应有的地位，不会被称为“曾经辉煌”。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爱国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种信念。爱国主义是我们的民魂，也是我们的国魂。面对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大事大非的问题，用一定形式来作出理性的表达是爱国热情的具体体现。

我们应当看到，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也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改变这一基础，既要有义愤和激情，更需要智慧与自信，做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当年犹太人为揭露德国纳粹的罪恶，为了让世界人民认识到纳粹的危害，扎扎实实地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他们通过深入揭露德国纳粹反人类罪行，通过对战犯坚持不懈的追查，让纳粹分子在国际上成为丧家之犬。二战的反思能够渗透到德国和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与犹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今，“奥斯威辛”早就超越了地名的含义，这个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已经成为20世纪种族灭绝主义的象征。在历史学、哲学、神学、文学等诸多人文学科中，它不仅是一个学术名词，更意味着人类对历史苦难和人性的重新认识。而在战后这些学科的发展中，大都可以看到犹太人留下的深刻印记。现在的亚洲和国际政治格局虽然与当年有所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也有着许多亲身的体会。当年那些经过抚顺日本战犯改造所教育的日本军官最后有不少都成为坚定不移的反战者，日本一些年轻人就是因为受了他们的影响而站在当前反对右翼的第一线。通过对战犯的改造和教育，中国人民展示出了巨大的理性的力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右翼还有如此劣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原因的。它既与日本对战争缺乏深刻反思有关，也与亚洲地缘政治格局近年来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快速发展有关，而美国的亚洲战略又一直影响着日本对待历史、对待中国的态度。这些不同层次的原因交织在一起，使日本出现了右倾化的思潮。在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遭受严重伤害之际，我们理应表达自己的义愤。但是，仅仅表达义愤是不够的。采取一些有违法制的过激行动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从政治上看，爱国既要有热情的表达，更要能够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在表达义愤的时候，难免有一些过激的言词，但义愤的宣泄不应超越法律，非理性的无序举动不仅无助于揭露日本右翼的真实面目，反而会授人以柄，给右翼分子攻击中国、欺骗日本民众增加口实。从而他们便可以以此为借口，煽动起两国人民的敌对情绪，并借助这股力量操控国内的舆论方向，最终上台，成就自己的势力。如果这一阴谋得逞，那么下一步就很可能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真正复活。

因此，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理性的拾起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在日本国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右翼分子。因此，我们在面对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挑衅时，应该在无情反击的同时，团结那些愿意和中国和平相处的人，愿意正确面对历史，甚至对历史保持沉默但不篡改历史的人。只有抓住了这些人才能在实质上对右翼分子形成打击。相反，如果我们“一刀切”，盲目的统统反对，就可能失去潜在的友好力量，而这正是右翼分子希望达到的效果。

从经济上分析，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认为抵制日货就能够起到对日本致命一击的效果的认识是盲目的。首先，从事件发生以后的趋势看出，sony等大型日本公司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激愤而减缓对中国的投资步伐，其原因在于通过扩大投资，能够把中国和日本的经济纽带绑得更紧，从而形成一个“我赢你赢，我败你亡”的连锁效应。在这一效应下，分散了投资的政治风险。可以想象，当一个日本企业一半上的员工是中国人时，抵制这一日货却造成了中国员工的失业，当地经济的损失，社会的动荡，那么，这到底是抵制了日货还是我们的国货呢？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货物的流动是自由和多元的，通过抵制日货来造成日本产品的滞销甚至因此对其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是不现实的，日本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转移风险，因此对它的实质打击并不大，反而使我国经济受到影响；再次，双边贸易是对等的，我们对日货抵制，日本也可以对我们抵制，即使是“双损”，但日本是以大于我们几倍的财富在和我们比耐性，我们输掉了时间，也输掉了金钱，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带着爱国的激情去抵制日货，最终却让日本人得利，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激情加理性才是我们表达爱国热情的正确态度。